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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例外论正在扩散,而不是收窄

美国企业例外论正在扩散,而不是收窄

 

美国企业例外论正在扩散,而不是收窄

 

这张图捕捉到的是全球市场结构中一个安静但非常重要的变化。2022年10月,美国企业约占全球最大50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的58%。到2026年6月,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约63%。这个幅度本身已经足够重要,但更深层的信号在于曲线形态。美国份额不仅在排名最顶端上升,也就是那些全球最大的平台公司和半导体公司所在的位置;它同样在前100名和前250名中上升。前100家公司中,美国份额从约69%升至73%。前250家公司中,美国份额从约62%升至66%。在全球最大的十几家公司中,美国仍然贡献超过80%的市值。

这个分布细节才是关键。如果这只是少数超大型科技股的故事,那么2026年的曲线应该只会在最顶端大幅拉开,随后在排名更靠后的区域重新向2022年的曲线收敛。但图中显示,差距在分布的大部分区间都在扩大。市场并不只是说几家美国巨头变得更大了。市场在说,美国企业主导地位正在更加普遍化。全球股票市场正在把越来越高比例的企业价值分配给美国公司,领域横跨软件、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医疗健康、金融市场、工业技术、消费平台、防务以及轻资产服务。

这首先是一个关于预期未来现金流的判断,但它同样是一个关于制度结构的判断。股票市值是预期现金流在风险调整后的现值,也反映投资者信心。当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全球前500家公司中的市值份额上升时,意味着投资者越来越相信这些企业拥有更优的增长、利润率、资本效率、治理、流动性、创新期权和再投资空间。未来其中一部分判断可能被证明过度乐观。市场当然可能为流行叙事支付过高价格。但这轮上升的广度,使它很难被简单归结为少数AI股票的泡沫。

更有纪律性的解读是:美国企业例外论正在扩散,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它同时构成一个可投资信号、一个宏观金融事实和一种集中度风险。让美国公司占优的力量,也让全球投资组合更加依赖美国盈利、美国政策、美国资本市场、美国科技供应链和美国估值倍数。因此,这张图既偏多,也带有警示。它显示市场正在投票支持美国企业主导地位,但也显示全球上市股权财富中有多大一部分已经建立在这种主导地位能够延续的假设之上。

 

这张图真正衡量的是什么

这张图衡量的是在全球最大公司排名队列中,美国公司所占的市值份额。这不同于衡量美国公司数量、美国占全球GDP的份额,也不同于衡量美国占全球收入的份额。市值是前瞻性的。它反映投资者今天愿意为每家公司未来盈利、现金流、战略期权和治理权利支付多少价格。一个国家当前产出的份额可以低于其上市股权价值份额,只要它的企业更赚钱、更可扩展、更有流动性、更重视股东回报,或处在更高估值的行业中。

因此,前500家公司中美国份额从58%升至63%非常有意义。全球最大公司群体中的五个百分点变化不是微小再平衡。它意味着,在可投资的全球企业精英层中,美国公司在不到四年时间里吸收了明显更大比例的全球股权价值。更重要的是,起点本来已经很高。美国不是从边缘位置走向可观位置,而是从主导走向更深的主导。

前100名和前250名强化了这一点。如果只有最大五到十家美国公司在推动变化,那么前100名的份额可能会上升,但前250名应该稳定得多。实际情况是,前250名中的美国份额也从约62%上升到66%。这说明市场奖励的是更宽的一组美国公司。美国上市冠军的第二层和第三层也跑赢了全球同行。这是一个更广泛的企业生态系统信号。

最大的十几家公司仍然压倒性地由美国公司构成,美国贡献超过80%的市值。这个事实重要,因为最顶端的公司会影响指数回报、养老金财富、被动资金流、管理层薪酬基准、风险投资退出预期和全球技术标准。但增量证据中更重要的是排名更靠后的部分。图中传递的信息是,美国优势不仅集中在山顶,也正在扩散到山脉的上部区域。

 

这不只是超大市值AI公司的故事

人工智能是故事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时间点让AI无法被忽视。从2022年底到2026年,市场重新定价了加速计算、大模型训练、推理基础设施、数据中心电力、云平台、企业软件自动化以及半导体供应链的预期价值。美国公司位于这一技术栈的中心。它们拥有领先的云平台,设计最有价值的AI加速器,运营最大的消费者和企业数据平台,并控制大量把算力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软件层。

但图中的分布提醒我们不能给出狭窄解释。纯粹的AI超大市值故事会很强,但也会脆弱。它意味着全球市值份额被少数公司向上拉动,而一旦AI变现不及预期,这些公司的估值倍数就可能压缩。前100名和前250名中的更广泛上升说明,还有更持久的东西在发生:AI正在与美国企业模式中早已存在的规模、无形资产投资、资本市场和创业再循环优势相互作用。

软件就是一个好例子。美国公司用了几十年建立高利润率、全球分布式的软件业务。很多公司可以把AI嵌入既有产品,提高生产率,降低支持成本,提升客户留存,或者创造新的价格层级。它们并不需要AI从零开始创造整个商业模式。AI在已经具备规模的分销网络和客户关系之上发挥倍增器作用。因此,市场愿意为更广泛的一组美国软件公司支付更高价格,而不只是为最醒目的AI基础设施公司支付高估值。

医疗健康是另一个例子。美国拥有全球领先的制药、生物技术、医疗设备、诊断、管理式医疗和生命科学工具公司。这个行业受益于庞大的国内支出、深厚的资本市场、研究型大学、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一个会奖励成功创新的商业体系。AI可能改善药物发现和临床流程,但美国医疗健康优势早于当前AI周期。它也是企业主导地位能够超越科技平台并继续扩散的原因之一。

资本市场同样重要。美国交易所、资产管理公司、交易平台、数据提供商、经纪商、支付网络和金融基础设施公司,都受益于美国金融体系的深度和流动性。美国不只是生产公司;它还生产关于公司的、可交易、可扩展、具有流动性的所有权凭证。这个差异会影响估值。在一个披露更好、流动性更强、分析师覆盖更深、股东保护更可靠的市场上市,同样的企业可以获得更低的股权资本成本和更高的估值倍数。

 

无形资本优势

理解这张图最重要的框架之一,是从有形资本向无形资本的转变。在工业经济中,价值往往存在于工厂、设备、实物物流、商品资源和劳动规模中。在无形经济中,价值越来越多存在于软件、数据、品牌、专利、组织设计、网络、客户关系和累积知识中。这些资产难以复制,常常能够以很低的边际成本扩张,并且经常受到赢家多得动态的奖励。

美国公司在无形资本形成方面异常强大。它们大量投入研发、软件、设计、云基础设施、数据系统、品牌建设和人力资本。会计规则往往把这些投资费用化,而不是资本化,这可能让当期盈利看起来不那么平滑,但也可能造成隐藏资产积累。一家公司花费数十亿美元建设软件平台、模型生态、支付网络或药物管线,可能正在创造长期资产,只是这些资产不会像工厂一样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

这对估值很重要。当投资者相信无形投资正在创造持久经济租金时,市值可以比账面资产增长得更快。这是美国公司在全球股权价值中的份额可以高于其实体生产份额的重要原因。市场定价的不只是当前销售额;它还在定价网络效应、知识产权、未来期权价值和以高回报率再投资的能力。

一个简单的估值恒等式有助于说明机制:

`Value = NOPAT × (1 - g / ROIC) / (WACC - g)`

其中,`NOPAT`是税后经营利润,`ROIC`是投入资本回报率,`g`是增长率,`WACC`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高ROIC企业可以在不消耗太多增量资本的情况下增长。如果投资者相信美国公司能够维持高ROIC和再投资机会,价值就会不成比例地上升。关键不只是增长本身。需要大量低回报资本开支的增长可能会毁灭价值。与高资本回报结合的增长才会创造复利。

这正是美国企业结构的优势所在。很多领先美国公司拥有高毛利率、低边际分销成本、全球客户基础和强大的内部现金生成能力。它们可以在不过度依赖脆弱外部融资的情况下,为研发、并购、回购和基础设施扩张提供资金。它们还处在一个由风险投资、公开市场、私募股权、研究型大学和管理人才快速循环创意与资本的生态系统中。当周围系统支持试错时,无形资本复利更快。

 

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

这张图同样反映规模。在全球股票市场中,规模不只是大小,而是战略权力。大型企业可以把固定成本分摊到更多客户上,与供应商谈判更好的条件,聘用专业化人才,收购新兴竞争者,投入游说和合规,并吸收监管冲击。在科技和医疗健康领域,规模往往强化数据、分销和研究生产率。在支付和平台业务中,规模提升网络价值。在半导体和云计算中,规模降低单位成本,并为下一轮投资周期提供资金。

网络效应尤其重要。当更多用户、开发者、广告主、商家、供应商或合作伙伴加入时,产品或平台会变得更有价值。美国已经在搜索、社交媒体、云计算、移动生态、企业软件、支付、数字广告、流媒体、电商基础设施和开发者工具等领域产生了许多主导网络。一旦建立,这些网络很难被取代,因为竞争者不仅要克服产品质量差距,还要克服生态惯性。

AI周期强化了这些效应。最好的AI系统需要算力、数据、工程人才、分销能力,以及把模型部署到真实工作流中的能力。现有美国平台已经拥有这些要素。它们可以把AI投资分摊到庞大的用户基础和企业客户关系之上。它们也可以利用AI提升自身产品价值,从而进一步强化网络。这形成一个自我强化循环:规模为AI投资提供资金,AI改善产品,更好的产品加深规模,更深的规模再为下一层投资提供资金。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大公司都会胜出。规模可能带来官僚主义、监管暴露和资本错配。但市场定价的是概率加权后的优势。在前沿技术固定成本上升的世界中,最大公司可能更有能力承担必要支出。训练模型、建设数据中心、锁定电力、设计芯片、聘用专业工程师,都需要巨大资本。入场成本有利于现金流庞大、资产负债表强劲的企业。

 

资本市场本身就是竞争资产

一个国家的企业主导地位不仅由创业者和工程师决定,也由把创意转化为持久上市公司的金融体系决定。美国在这里有独特优势。它的公开股票市场深厚、流动、透明,并由全球投资者持有。它的风险投资体系为试验提供资金。它的私募股权和信贷市场对公司进行重组、扩张和约束。它的机构投资者能够以速度和专业度跨行业配置资本。它的法律和披露体系虽然并不完美,但给全球投资者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所有权框架。

这种金融架构降低了成功企业的资本成本。更低的资本成本会提高未来现金流的现值,并允许公司穿越周期进行投资。它也给公司提供战略货币。一家高估值美国公司可以用股票收购资产、补偿员工并资助扩张。流动性创造灵活性。灵活性创造韧性。韧性应该获得估值溢价。

美国市场还受益于指数化和全球储备资产动态。全球养老金、主权财富基金、保险公司、捐赠基金、散户投资者和被动投资工具大量配置美国股票,因为美国股票主导全球基准。当美国市值上升时,基准权重上升,这可能给美国资产带来额外资金流。这不是未来回报的机械保证,但它强化了美国市场在全球投资组合中的主导地位。

这里存在反身性。强基本面吸引资本,资本流入可以支持估值,估值又强化公司的战略位置。反身性可能过度。但它仍然是真实力量。市场并不是在真空中配置资本。它通过机构渠道、基准、流动性偏好和风险模型进行配置。美国企业受益于自己是全球股票体系的核心资产。

 

盈利能力、回购和股东纪律

美国在全球市值中的份额也反映盈利能力。美国公司总体上擅长把收入转化为自由现金流。相比许多国际同行,它们往往拥有更高利润率、更强成本控制、更好定价权和更清晰的股东回报政策。回购文化是其中一部分。股票回购并不自动就是好事;如果在高估值时执行,或者牺牲生产性投资,就可能毁灭价值。但当公司产生超过再投资需求的现金时,有纪律的回购可以提高每股价值。

市场奖励每股复利。一家公司如果能够增长收入、扩张利润率、以高回报再投资并减少股本数量,就能实现强劲的每股收益增长。这是美国股票长期跑赢许多非美国市场的原因之一。美国公司治理模式更明确地面向股东价值,尽管这种模式也有社会和政治权衡。

投入资本回报率是核心。如果一家公司的资本回报能够高于资本成本,每一美元再投资都会创造价值。很多美国龙头处在无形资产、规模和品牌创造高ROIC的行业中。图中美国优势扩散的形态说明,投资者相信这种高回报结构并不局限于少数超大市值公司,而是延伸到美国上市公司上层的大部分区域。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简单比较市值份额和GDP份额会误导。GDP衡量的是边界内的年度产出。市值衡量的是对未来利润的所有权要求,而这些利润往往来自全球。美国上市科技或医疗公司可以在全球销售,在不同司法辖区确认利润,并使用全球供应链,但仍被计为美国上市公司。因此,美国企业部门是一台全球利润机器,而不仅仅是国内产出篮子。

 

为什么其他地区丢失份额

美国份额上升意味着其他地区相对下降。这并不表示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伟大公司。欧洲拥有世界级奢侈品、工业、制药、能源、航空航天和自动化公司。日本在机械、零部件、机器人、汽车、材料和精密制造中拥有全球龙头。台湾和韩国对半导体和硬件供应链至关重要。中国拥有庞大的互联网、电动车、电池、电商和制造业公司。但市值反映的不只是产业能力;它还反映投资者对未来利润、治理、政策风险、流动性和可扩展性的信心。

欧洲的挑战是碎片化和较慢增长。它有强公司,但该地区经常面对较低名义增长、更碎片化的资本市场、更重监管、能源脆弱性和不那么激进的股权文化。欧洲公司可以是优秀运营者,但如果投资者认为其增长较慢、可扩展性较弱或政治约束更高,仍会给予较低估值倍数。欧洲上市市场中,也缺少足够多能达到美国科技龙头规模的全球平台公司。

中国的挑战不同。中国有规模、人才、基础设施和制造深度,但股票投资者会因政策不确定性、地缘风险、资本管制、治理担忧和干预风险给予更高折价。即使中国企业经营能力很强,所有权凭证也可能被打折。市值不只是衡量企业质量;它衡量投资者愿意为这项企业所有权支付多少价格。如果这项所有权在政治或法律上不确定,估值倍数就会下降。

日本已经改善公司治理和股东回报,市场也经历了有意义的重估。但日本最大企业仍处在不同的增长和通胀制度中,面对人口约束,并且很多企业与制造周期相关。日本可以是有吸引力的市场,但不一定能在全球市值顶端取代美国。

新兴市场面对最困难的比较。它们经济增长可能更快,但上市股票投资者往往要面对汇率风险、治理风险、较低流动性、国家影响、大宗商品周期和较弱的少数股东保护。如果利润被竞争侵蚀、被稀释、被征税、被监管,或被风险溢价折价,高GDP增长并不会自动产生高股票回报。这是国际投资的核心教训之一。

 

投资组合后果:全球股票越来越美国中心化

对投资者而言,这张图有一个直接含义:无论投资者是否有意,全球股票组合都变得更加美国中心化。一个按市值加权的全球股票配置,如今承载着极高的美国盈利、美国科技、美国利率、美国监管、美元流动性和美国估值倍数敞口。基准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披着被动中性外衣的主动宏观押注。

这并不意味着投资者应该机械降低美国敞口。美国主导地位确实受到真实基本面支撑:更高盈利能力、创新领导力、更深市场和更强每股复利。仅仅因为美国规模大而低配美国,对很多配置者来说一直代价很高。估值集中本身不是择时信号。只要盈利增长继续,昂贵市场可以继续昂贵并继续跑赢。

但投资者应当认识到这种集中度。拥有市场组合的全球投资组合,实际上是在大幅押注美国例外论持续。这个押注可能合理,但应当是有意识的。风险不只是美国股票下跌。风险在于同一个因子会同时驱动很多持仓:AI资本开支预期、美元融资条件、长期成长股估值倍数、反垄断政策、半导体供应链,或美国财政与利率动态。

一个有用的投资组合问题是:什么会让美国份额停止上升?答案可能是美国利润率压缩、AI变现周期失败、平台监管收紧、企业税提高、美元融资冲击、地缘半导体中断、非美国生产率复兴、欧洲资本市场一体化、中国政策稳定,或估值重置使非美国现金流更有吸引力。投资者不需要预测所有这些情景,但需要理解基准中嵌入的情景依赖。

 

行业广度才是关键证据

一个扩散中的市值优势应当逐行业检验。在科技领域,美国优势很明显:云计算、操作系统、企业软件、数字广告、社交平台、AI加速器、芯片设计工具、网络安全和开发者基础设施。但当同样逻辑出现在狭义科技标签之外时,这张图才更有意思。很多美国工业公司正在软件化。很多医疗健康公司正在成为数据丰富的研究平台。很多金融公司是拥有监管牌照的技术网络。行业边界正在变得不那么有用。

以半导体为例。市场经常关注最醒目的AI加速器公司,但美国优势还包括设计架构、EDA软件、网络设备、超大规模云客户,以及以巨大规模预购和部署芯片的资本能力。即使制造发生在海外,很大一部分经济租金仍可能归属于拥有设计、软件、客户关系和系统集成能力的美国公司。因此,半导体故事不只是关于晶圆厂,而是关于高价值控制点在哪里。

在工业技术中,美国在自动化软件、防务电子、航空航天系统、物流优化、能源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中拥有增长优势。这些业务可能不如消费平台耀眼,但它们往往有长产品周期、高转换成本、政府或企业客户以及庞大装机基础。当一家公司嵌入关键任务工作流时,就能产生持久现金流和定价权。市场会重视这种持久性。

在医疗健康中,美国优势不局限于少数重磅药物。它还包括生物技术融资、临床试验基础设施、研究工具、诊断、医疗科技、医院软件、保险数据和商业化路径。这个体系昂贵且政治上有争议,但从股票价值角度看,它产生了大量具有全球收入机会和知识产权的公司。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企业主导地位能同时通过多个创新渠道扩散。

金融基础设施值得特别关注。支付网络、交易所、市场数据提供商、资产管理公司、托管银行、金融软件供应商和另类资产管理公司,都是企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些业务受益于信任、监管、规模和网络效应。它们不是简单以利差放贷为核心的传统银行。许多公司是全球金融活动中的轻资本收费公路。当全球资本市场深化时,这些公司可以捕捉流量的一部分。

这种行业广度很重要,因为它降低了单一主题脆弱性。如果美国优势只依赖消费者互联网广告或某一代AI芯片,它会更脆弱。图中显示,优势分布在多个高回报行业中。这不能消除回撤风险,但让主导地位更有结构基础。

 

AI资本开支既是护城河,也是考试

AI投资周期需要单独讨论,因为它是当前美国企业主导地位最重要的加速器。前沿AI需要巨额资本开支:数据中心、GPU和定制加速器、网络设备、电力合同、冷却系统、模型训练、推理优化、数据工程和专业人才。这种支出为拥有巨大现金流的企业创造护城河。一家公司如果能在保持强利润率的同时投入数百亿美元,就拥有与那些必须在生存和试验之间选择的公司完全不同的战略位置。

但AI资本开支也是一场考试。资本开支只有在未来回报高于资本成本时才有价值。如果AI基础设施利用率不足,如果模型性能商品化,如果价格下降快于使用量增长,或者企业客户不愿为AI功能付费,回报状况可能令人失望。当前市场热情假设AI会创造收入增长、生产率提升和可防御平台。这个假设合理,但并非保证。

经济问题在于AI是否改变生产函数。如果AI允许公司用同样劳动力生产更多产出、改善决策质量、自动化重复工作流、加速研究、降低客户服务成本并创造新产品,那么它可以提升利润率和增长。如果它主要迫使公司花更多钱来防御既有产品,价值创造就较弱。防御性资本开支周期可以保护既有企业,但未必产生有吸引力的增量回报。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主导地位的扩散很重要。美国例外论最强的论点,不是某一家AI公司永远赚取超额回报,而是AI通过美国企业基础扩散,从而提升多个行业的生产率。软件公司可以把AI嵌入工作流。医疗健康公司可以改善发现和诊断。金融公司可以自动化风险、合规和客户服务。工业公司可以改善物流和维护。如果扩散发生,前100名和前250名中美国市值份额的上升就更合理。

因此,投资者应区分AI基础设施赢家和AI采用赢家。基础设施赢家出售工具:芯片、云容量、网络、电力和工具链。采用赢家使用AI改善自身经济性。美国在两组公司中都异常强大。这种双重敞口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市场愿意把越来越高比例的全球价值分配给美国公司。

 

财政与政治背景

企业例外论并不脱离政治存在。美国优势受益于深厚资本市场和强制度,但也面对政策风险。反垄断审查、数据隐私规则、出口管制、半导体限制、企业税政策、移民政策、财政赤字和产业政策,都会影响龙头企业未来现金流。美国公司越主导,它们在政治上越显眼。

反垄断是最明显的国内风险。拥有高市场份额的平台公司,可能在定价、分销、数据访问、并购以及优待自身产品方面面临监管压力。即使监管者不拆分公司,也可能放慢并购、限制商业实践或提高合规成本。市场常常低估监管缓慢复利的影响,因为它很少以一次清晰冲击的形式到来,而是逐渐改变行为。

地缘政治同样重要。美国在半导体、AI、云计算、支付和金融基础设施中的企业主导地位具有战略意义。这意味着政府会把企业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视为国家安全资产。出口管制可以保护领先地位,但也会限制可服务市场。供应链限制可以降低地缘风险,但会提高成本。产业政策可以补贴产能,但也会附加政治条件。支持美国主导地位的战略重要性,也会让它变得更复杂。

财政政策是另一个背景变量。庞大赤字和大量国债发行会影响实际利率、期限溢价和股票折现率。美国公司可以继续保持全球主导,但如果无风险利率上升,或者财政不确定性推高资本成本,它们的估值仍可能受损。企业质量和股票估值通过折现率相连。伟大的企业如果折现率大幅调整,也可能成为平庸投资。

移民和人才政策也很重要。美国创新优势很大一部分来自吸引全球人才。工程师、科学家、创始人、医生、研究人员和研究生都帮助建设了企业生态系统。如果美国过度限制人才流入,长期创新引擎会变弱。如果它继续对高技能人才开放,生态系统优势会复利。这是政策变量,不是会计细节。

 

给资产配置者的框架

对配置者而言,面对这张图的实际回应不应是在喜欢和讨厌美国股票之间二选一,而应建立框架。第一,识别投资组合总风险中有多少来自美国大盘成长、AI基础设施、美元流动性和高利润率无形资产企业。许多组合的敞口比标签显示的更高,因为全球指数、主动管理人、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持仓都向同一个美国生态系统倾斜。

第二,把战略质量和估值时点分开。美国公司可能因为更优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而值得结构性超配。但仓位规模仍应考虑起始估值、盈利预期和集中度。一个市场可以是世界上最好的市场,但如果买入价格太高,仍可能产生令人失望的回报。

第三,定义对冲。如果主要风险是实际利率上升导致估值压缩,久期或现金可能有帮助,具体取决于通胀制度。如果主要风险是AI令人失望,分散到非AI现金流可能有帮助。如果主要风险是地缘供应中断,大宗商品、防务、回流受益者或区域分散可能有帮助。如果主要风险是美元走弱,外国股票和货币敞口可能有帮助。对冲应匹配风险,而不是匹配标题。

第四,寻找非美国补充,而不是简单寻找非美国替代。合适的国际敞口未必只是广泛的便宜资产。它可能是受益于同样主题的特定公司或地区:台湾和韩国的半导体制造,日本和欧洲的工业自动化,欧洲的奢侈品定价权,资源型经济体中的能源和材料,以及精选的新兴市场消费或制造冠军。问题不是美国赢还是世界其他地方赢,而是市场在哪里低估了持久现金流。

最后,监控美国主导地位是否正在自我削弱。过度集中会吸引监管、政治反弹、劳工压力和投资者拥挤。一个主导市场可能正因为人人持有它而变得脆弱。这不意味着过早卖出,而意味着关注边际买家、盈利修正、资本开支回报和政策反应。

 

估值风险

最强的公司并不总是最好的股票,如果买入价格过高的话。这是解读图表时最重要的谨慎点。市值份额上升可以反映更优基本面,但也可以反映更高估值倍数。如果投资者过度外推美国主导地位,即使美国公司仍然是优秀企业,未来回报也可能令人失望。

估值问题可以用戈登增长模型表达:

`P / E ≈ payout ratio / (cost of equity - expected growth)`

高估值倍数可以由高预期增长、高派息可持续性、低风险或低股权资本成本证明。美国公司在这些维度上往往表现良好。但分母非常敏感。如果预期增长下降、股权资本成本上升或风险溢价扩大,估值倍数会迅速压缩。这对长期成长公司尤其重要,因为它们的价值很大一部分依赖遥远未来的现金流。

AI同时增加上行空间和估值风险。如果AI显著提高生产率、扩大可服务市场并强化利润率,当前估值可能是合理的。如果AI支出变成回报低于预期的竞争性军备竞赛,利润率可能受损。数据中心资本开支、电力约束、芯片供应、折旧和模型商品化都很重要。市场定价的不只是AI兴奋,而是一个未来分布。这个分布两端都有肥尾。

美国主导地位的扩散降低了整张图只是一个股票或三个股票故事的风险,但不能消除估值风险。如果AI和美国例外论变成普遍估值叙事,风险甚至可能扩散到更多行业。广泛叙事可以更持久,但也可以变得拥挤。

 

理论与研究锚点

几类金融和经济学研究有助于解释这张图。第一是比较优势理论在无形经济中的更新。国家不仅在商品上专业化,也在制度能力上专业化:资本形成、创新体系、法律结构、创业型劳动力市场和可扩展平台。美国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在把无形创意转化为全球企业现金流。

第二是内生增长理论。长期增长可以由知识积累、创新、人力资本和溢出效应驱动。美国企业生态系统受益于大学、风险投资、移民、深厚劳动力市场、管理人才,以及允许失败和快速资源再配置的文化。这些特征创造溢出效应,而个体公司可以把其中一部分货币化。市值部分是在资本化这些溢出效应。

第三是资产定价理论。更高的预期现金流增长、更低的感知风险和更强的流动性都会提高现值。美国股票受益于流动性溢价,也受益于自己处在全球投资组合中心。在标准折现现金流框架中,即使股权资本成本只是略低,当现金流久期长且在增长时,也能产生巨大估值差异。

第四是产业组织理论。规模经济、网络效应和赢家多得市场可以产生持续集中。一旦某家公司成为默认平台,市场经济性就会强化其位置。这在软件、支付、广告、云基础设施和AI生态中特别强大。

第五是公司金融。那些能够赚取高投入资本回报,并能以规模再投资的公司,理应获得溢价估值。美国企业部门产生了异常多这样的公司。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其他经济体继续生产真实商品、真实服务并实现真实增长,美国市值份额仍能上升。

 

什么会确认或打破这个论点

如果美国公司继续比全球同行更快增长自由现金流,如果AI投资转化为可衡量的生产率和收入增长,如果半导体和云龙头维持定价权,如果医疗创新继续盈利,如果美国资本市场继续吸引全球储蓄,这个论点就会得到确认。如果美国份额继续在前十名之外上升,也会确认这个论点,因为那将显示生态系统优势仍然广泛。

如果收益变得更加狭窄集中,如果美国龙头利润率压缩,如果AI资本开支无法产生回报,如果监管直接限制变现,或者如果非美国市场开始大规模产生可比的平台型和无形资本冠军,这个论点就会削弱。如果美国估值长期快于盈利上升,它也会削弱。建立在现金流增长上的主导地位,比纯粹建立在估值倍数扩张上的主导地位更强。

投资者应关注前500家公司构成。是否有新的美国公司出现在医疗健康、工业技术、防务、软件和金融基础设施中?还是上升份额主要来自少数公司越来越大?非美国公司失去份额,是因为基本面疲弱,还是因为即使盈利改善也被市场给予较低倍数?回购和利润率是在支持每股增长,还是在掩盖收入动能放缓?这些问题比标题份额更重要。

美元是另一个确认变量。美国企业主导地位部分与美元流动性和美国资产全球角色相关。强美元可以提高美国股票相对于外币资产的市值,但也会给海外盈利折算带来压力。弱美元可以以美元计价抬升非美国市值。汇率效应不能完全解释图表,但可以放大或抑制观察到的份额。

 

结论:主导地位是真实的,但它必须继续赚取自己的估值倍数

这张图的信息之所以强,是因为它显示了广度。美国在全球前500家公司市值中的份额从2022年10月的约58%升至2026年6月的约63%。在前100名和前250名中,美国份额同样上升,最大的十几家公司仍然压倒性地是美国公司。这不只是超大市值故事。这是一个广泛市场信号,表明投资者正在把全球企业未来的更大部分分配给美国公司。

原因是结构性的:AI领导力、软件规模、半导体中心地位、医疗创新、深厚资本市场、无形投资、网络效应、高资本回报、股东纪律和美国所有权凭证的流动性。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一个企业生态系统,能够以异常规模把创意转化为现金流,再把现金流转化为市值。

但结论不应自满。美国企业例外论是真实优势,不是自然法则。它必须继续通过现金流增长、再投资纪律、创新和治理来赚取自己的估值倍数。全球投资组合越依赖美国主导地位,理解风险就越重要:估值压缩、AI不及预期、监管、政策冲击、利润率压力,以及海外竞争重新出现。

因此,最佳解读是平衡的。市场并不只是在庆祝少数科技巨头;它正在重新定价美国企业生态系统。这是一个严肃信号。但投资者应把企业质量和预期回报区分开,也应把主导地位和必然性区分开。美国企业例外论正在扩散。下一个周期的问题是,它是否会继续通过盈利复利,还是市场已经把过多未来资本化进了今天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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